包布拉原系新疆土尔扈特蒙古人，1923年（民国十二年）起带领一些牧民进入马鬃山放牧。1926年（民国十五年）秋，被当时的安西县政府委任为马鬃山保卫团团总。1933年（民国二十二年）后，曾先后担任敦煌、安西两县的防匪自卫队队长。1940年（民国二十九年），被肃北设治局委任为蒙民自卫大队长。1946年（民国三十五年），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甘肃省府的参议，并被指为国大代表，到南京参加过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。

    包布拉在担任民族头人期间，从经济上讲，是肃北蒙古人中的首富；从政治上讲，他是当时肃北蒙古人中社会地位最高的一名民族上层人士，在当时的甘、青、新边界地带具有一定的影响。根据老牧民的回忆，他虽然没有文化，但是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，能够把扶助贫困作为一种统治部落的手段自如运用。当时的肃北蒙古人大多数都十分贫困，许多人家都没有马、骆驼等大牲畜。有的甚至没有粮食吃。他就把自己的一部分骆驼划给贫困户长期放牧使用，解决了这些牧民搬家、运送生产生活资料和打猎的困难。还把自己的粮食、衣服送给缺衣少食的人家。他还利用自己国大代表和保安团长的身份，经常向当时的七区（酒泉）公署反映和报告肃北牧民的实际困难，从政府得到一些生活补助费、粮食和打猎用的枪支弹药。

    当时的社会极不安定，土匪横行，不仅危及蒙古族群众的生产生活，而且危及来往于绥新商道（自内蒙古包头到新疆哈密）的运货驼队。据《马鬃山调查报告书》记载，从马鬃山经过的绥新货运驼队，每年货运量达一百多万元。客观上担负着新疆和内地间农、畜产品以及人民生活必需品交换的任务。土匪的侵扰严重影响了新疆和内地的经济联系。包布拉担任保安团长期间，负责护送过往商队，基本保证了商队的人、财安全。据说包布拉枪法出众，英勇善战。在打土匪时讲究策略，善于利用地形，胜多负少。所以群众愿意听从他的指挥和安排。

    1949年10月25 日，肃北蒙古人举行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上，参加大会的蒙古族群众代表四十七人，一致推选尕布曾为临时自治委员会副主席，把主席的位置留给了远在盐池湾的包布拉。后经酒泉专署批准肃北蒙民临时自治委员会为县级政权，并同意选举结果，任命包布拉为委员会主席，尕布曾为副主席，龚吉布等人为委员。

    1949年12月， 包布拉的儿子丹巴、牧民嘉木层格愣等十几人从盐池湾到敦煌驮运粮食，应敦煌县政府邀请开会，认真听了党的民族政策。丹巴代表父亲表达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意愿。1950年3月份，包布拉从青海塔尔寺朝佛进香归来，人民政府派来的代表阎保禄向他递交了刘文山专员的亲笔信，并向他讲述了临时自治委员会成立的经过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，包布拉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，并同意阎保禄在他的部落里开展工作。这时，包布拉管辖下的牧民共有七十一户、四百五十三人，蒙古包七十五顶，各种枪支六十二支，各类牲畜八千多头。

    4月上旬，酒泉专署和敦煌县政府先后写信给包布拉，邀请他到酒泉参加专署召开的民族联谊会。包布拉顾虑重重，推说自己有病不能前去，只派了一名亲信参加。会上经过各族代表充分酝酿讨论，成立了酒泉专区民族事务委员会，安排包布拉为副主任委员。包布拉的亲信返回后，没有如实向包布拉表达人民政府的诚意，致使包布拉迟迟下不了向人民政府靠拢的决心。这时，匪首马玉林、毕善禄等，拼凑成立了"仁义救国军"，在这伙人的威胁、利诱下，包布拉被推为军长，马玉林自任为副军长。纠集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势力五百七十多人，各式武器二百六十多件，扬言要夺取关外三县（指嘉峪关外的玉门、安西、敦煌三县）。包布拉徘徊于人民政府与国民党残匪之间，既怕国民党残匪知道他和共产党有联系，反咬一口，使自己和部落的牧民受到更大损失；又怕得罪了共产党，以后不好给共产党交代，将人民政府的代表阎保禄秘密软禁达一个多月时间。致使国民党残匪在南山地区猖狂活动，屡屡抢劫、挟裹牧民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。 7月22日，在肃北蒙古族牧民协助下，有七名匪首被人民解放军擒获，包布拉在强烈的负罪感支配下，再次拒绝接受人民政府团结他的一片诚意。当人民政府派人到处找他回来参加新政权的建设时，他却带领二十多名亲信和家属逃往青海了。8月中旬，包布拉又陷入被人民解放军击溃的尧乐博斯匪帮之中；11月初， 在谋图通过西藏进入印度时，被西藏地方政府所阻。1951年4月，包布拉无奈返回青海，在流亡到诺木洪地方时，被青海公安机关捕获。由于他左右惶顾，耽误了自己的前程，在监狱中度过了余生。（任文军）